她曾是全职妈妈如今处女作登上柏林电影节

2019-03-21 01:29

  电影《过春天》官方宣布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,是去年12月19号的晚上。消息放出后,导演白雪的朋友圈被刷屏了,祝福声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此时,白雪一个人躲在厨房,洗碗,刷锅,又点燃一支烟。

  《过春天》是白雪的导演处女作,对于这位一度陷入“半失业状态”的青年导演来说,入围柏林电影节仿佛是电影里的情节。

  今年2月中旬,《过春天》如约在柏林电影节展映。那是一个能容纳一千人的大剧场,墨绿色的幕布徐徐拉开,主持人将白雪隆重地介绍给台下的观众,一片掌声中,她的导演处女作在异国他乡与观众见面了。

  3月15日,《过春天》在国内上映。影评人“亵渎电影”点评道:“很难相信这是一部新人导演处女作,导演几乎在各方面的技巧都非常成熟和出色,特别喜欢电影的前30多分钟左右,在某个瞬间,有种看《嘉年华》的错觉。”

  傍晚时分,香港通往深圳的出入境口岸迎来晚高峰。人们熙熙攘攘,穿过关口奔向另一座城市。香港出关的人群中有不少学生,从四五岁的幼儿,到十几岁的中学生不等。他们背着书包,穿着校服,一脸稚气,年纪小的由家长或者保姆牵领。

  这些学生被公众称为“跨境学童”,在深圳居住,去香港上学,且拥有香港户籍。他们的父母一般至少有一位是香港籍(单非家庭),也有双方都非香港籍(双非家庭)的情况。据深圳边检部门的统计,2017年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的跨境学童人数高达3万。

  白雪是兰州人,在深圳长大,这些学生的神情举止被她记于心间,她决定创作《过春天》的剧本,一部关于跨境学童和水客走私的青春电影。两年里,白雪成为港深关口的常客。她时常游走于关口,观察来往的人群;又往返于港、深两地,采访不同年龄段的跨境学童、单非家庭、双非家庭,以及海关、缉私局的工作人员。

  那是一段孤独又兴奋的过程。来不及回深圳时,她就在香港找民宿短租。有一次,她住进一间合租的房屋,铺位是客厅中的沙发床,房屋中央拉个帘子,另一半睡着一个男生。白雪拍照片给她的先生贺斌,被骂了一通。但白雪只觉得激动,因为她终于走进普通的香港居民楼,触摸到老式的电梯,与穿着拖鞋倒垃圾的市民擦身而过,和被双唇紧闭的保安四目相对。她觉得,自己终于不再是行走于香港繁华地带的游客,感受到这座繁华都市的另一面。

  在口岸,白雪撞见过海关人员追逐水客。水客们拉着箱子从她身边跑过,海关人员在后面一边追赶一边呵斥。这个难得的画面,被白雪写进了剧本。“你遇到形形色色的人,看到很鲜活的人,在电影创作的时候,会不知不觉记起那一张张脸。”

  后来,那一张张陌生的跨境学童的面孔,变成电影《过春天》的女主人公佩佩。她扎着马尾辫,背着双肩包,穿着白色衬衣和蓝色短裙,在人群中毫不起眼。现实生活中,大部分跨境学童通勤需要近3个小时。因此,电影中的佩佩总是不停地奔跑,行色匆匆地穿梭于南来北往的人群中。一次偶然,佩佩在过关时,帮助水客顺利走私手机,与一个危险的行当有了交集。

  电影原本叫《分割线》,但白雪不太满意,觉得名字有些生硬。粗剪完成后,一位朋友看完片,随口说不如叫台词里出现的“过春天”。“过春天”是水客行话,三个字组合起来又符合青春的气质,白雪很喜欢这个想法。“青春总有多种经历,过去之后便是春天,带着诗意和惆怅。”

  跨境学童误打误撞成为水客的设定,注定《过春天》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青春,而是戏剧冲突强烈的个体故事。但白雪认为:“电影其实不是单一主题的,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绪,有人看到的是对青春的逝去的那种悲伤,有人看到的是身份认同的问题。”

  作为单非家庭的跨境学童,佩佩在两地奔波,两种文化、教育环境的细微差别,让她对“我究竟属于哪里”产生了疑问。在白雪看来,身份认同的危机并不是跨境儿童独有的社会心理问题,她自己也曾有过如此的困惑。兰州出生,深圳长大,北京安家,有一段时间内,当别人问白雪是哪里人时,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随着现代人口迁移的普遍,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。“人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游走,离开家乡到另一个城市去,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共鸣。”

  “我就希望拍一个很酷的电影。”坐在记者对面的白雪说道,她的声音明亮清脆。此时已是晚上6点,紧锣密鼓的采访从这天一大早就开始了。再过几个小时,白雪还要和其他主创奔赴望京的一家酒吧,参加下一场通告。

  白雪的一位朋友看完电影后,给出了“硬朗”的评价,白雪听后很开心,于是说出她希望拍一部“很酷的电影”。这也是为什么《过春天》的宣传海报上,写着“硬核青春”的字样。

  所谓“硬朗”,很大程度上与电影的视听语言风格有关。对此,白雪和她的先生、《过春天》制片人贺斌都提到剪辑师马修的贡献。法国人马修是贾樟柯“御用剪辑师”,他们合作了《天注定》《山河故人》等作品。白雪对马修提出的要求是:“不要有转场,生切(指省略转场过程的剪辑方法)。”这是白雪喜欢的表达方式,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是“猛烈的”。她把写剧本时听的音乐发给马修,包括大量的电子乐和电影原声。马修带着所有的素材,回到台湾剪辑。

  此后的两个月里,白雪每次和马修沟通剪辑的想法,马修的回复总是简洁的“好的”。白雪一度担心,马修到底有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。

  贺斌还记得,马修剪辑的版本送来后,他把摄影指导朴松日、声音指导冯彦铭、作曲高小阳都叫来了。几个人围在白雪和贺斌的家里,用投影仪看完马修的剪辑版。看完后,大家兴奋地欢呼起来。“我们五个人在家里边就跟小孩一样,欢呼说太牛了,我们这个片子成了。”贺斌向本刊回忆。

  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设计,是佩佩三次带着手机过海关的画面,被马修处理成三次定格剪辑。白雪打趣,她看到定格画面的第一反应是“电脑卡壳了”。“年轻的创作者应该有不羁的心,有颠覆和突破的心,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”白雪说。

  这的确是一支年轻的电影创作团队,主力大多是北京电影学院2003级学生。他们在十八九岁时相识,在电影这条路上一同长大。

  朴松日是白雪的本科同学。他们聊分镜的时候,都希望深圳和香港要在影像上做出区分。“香港的部分我们希望拍得比较拥挤,人与人之间关系很贴近、很紧密,很有活力。深圳那边因为是她家庭的部分,所以相对来说克制一些。”于是,香港部分的拍摄以手持摄影为主,近距离收声,强化城市的压迫感和人的距离,深圳部分则以静态摄影为主,声音、画面更为空旷。

  高二暑假,白雪曾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开设的暑期班学习。在她心里,那是开启她“艺术之路的一个入口”。当时的同班同学德智对她记忆犹新,因为白雪总是“霸占教授”,“霸占同学课余时间”。上课时,她坐在离教授最近的位置,老师的讲台甚至变成她的课桌。下课后,她又拉着同学去看孟京辉的戏剧。

  冲着白雪在课堂上的冲劲,德智一直关注着她的动态。“结果一等就是十几年,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对戏剧影视艺术的热爱是个伪爱好,放弃了呢?”德智在给白雪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。

  和大多数导演系毕业生一样,2007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,白雪无戏可导。她退而求其次,拍过短片,跟过剧组,做过话剧,也完成了人生另一件重要的事情,结婚生子。有了孩子后,白雪曾一度暂停了工作。

  白雪并不想放弃电影创作。那几年,她和贺斌坚持写剧本。但是很多故事,刚写了开头,便停滞不前。今年初,贺斌翻了翻,发现家里“有头没尾”的故事有十几个。“你对于人物貌似有体会,但你就是摸不到他。这种状态特别让人焦虑。”贺斌说。

  贺斌的父亲曾开玩笑,白雪毕业时在写剧本,和贺斌结婚时在写剧本,孩子出生了还在写剧本,剧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?有时,贺斌碰见大学时的同学,大家打招呼的方式也是一句玩笑话:“最近干吗呢?还在写剧本?”

  “写不下去,才华不到位呗。”白雪坦言道,“再加上自己对人、对事的看法不成熟。我觉得那些年,对我来说是坚守和收获更多经历的阶段。”

  贺斌则觉得,这实际上侧面印证了创作者的艰难。“一个刚毕业的二十来岁的学生,让他去琢磨一个人的生活,去架构一个完整的故事,去驾驭一个大体量的作品。在我现在来看,这是不太可能的事。除非是天时地利人和,这个人又是个天才。但是,对于像我们普通人来说,你要达到对人和对事的认识的高度,你得经历。这十年的打磨是必须的。”

  那个阶段,让白雪焦虑的另一层原因是,很长一段时间内,她无法给家里带来经济收入。“自我怀疑,自我焦虑,不知道干什么,挺痛苦的。”

  这是很多青年创作者都会面临的尴尬境地。贺斌认识的导演系同学,毕业后散落于广告、网剧、电视剧等各个领域,最终能执起导筒的凤毛麟角。大部分人为了生计搁置了电影梦。

  尽管无戏可拍,但白雪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电影,她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创作机会。直到遇到《过春天》的故事时,白雪告诉自己“非拍不可”。“我觉得怎么样都要把它拍出来,多少钱都可以拍。反正拍砸了,这辈子也得拍一个。”

  创作剧本花了两年时间。2016年底,她带着剧本,参加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电影局主办的青葱计划。这是一个通过淘汰制来选拔并扶持青年导演的电影计划。后来,白雪顺利进入青葱计划五强,并获得投资,促成《过春天》落地。

  如今,电影行业涌现了很多青年导演扶持计划。电影市场扩容,资金不断流入,青年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多,但创作者主观的准备才是最重要的。“这个职业天然就是晚成的职业。大家不要觉得毕业了就可以成为导演。确实是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导致的,你对人、对事、对生活、对人生有不同的见地的时候,你才能说出一些言之有物的东西。这个东西逃不掉人生的阅历。”白雪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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